拾年丨杨雄京：停课闹革命，小学生开启疯玩模式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杨雄京，1976年北京制药技工学校毕业，1978年考入北方交通大学机械系，2017年在中国中车公司退休。

原题

小学停课闹革命

作者：杨雄京

1966年春，北京下了一场黄土，我记忆中的第一次下黄土。天色晦暗，日月无光，地上一层浮土，大概预示着一场灾难要降临了吧。

对文化大革命到来最初的印象是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全国。忽一日，听到敲锣声，原来是“牛鬼蛇神”们在我家所在的北京化工学校（以下简称化校）院内游街。为首的是化校副校长，他手里拎着一面破锣，边走边敲边喊。后面跟着一串被揪出来的各色人物，当权派、坏分子……，一个个垂头丧气地敲着脸盆、饭盆，大声自报“罪行”，引来许多人看热闹，我们这些小孩儿前后奔跑着，倒是觉得挺新鲜的。

当时学校的最高领导是李校长和党委张副书记，两人都不在北京，化校的中专生们已经摩拳擦掌地要造他们的反了。张书记终于回来了，学生们堵在校门口，看到他下了公共汽车穿过马路就连忙关闭了学校大门。张书记进不了大门，只得在门口踱步。忽然间，大门打开，学生们一涌而出，给他戴上一顶纸糊的高帽子，又在其脖子上挂了一个名字打了XX的大牌子。学生们高声呼叫着“打倒张XX！”的口号押着他走进礼堂召开批斗大会，此刻张的夫人李某也神色惶恐地挤在人群中。事后，小伙伴们津津乐道地说，看到李某噙着眼泪喊“打倒张XX！”挺好玩的。其实大家都明白，如果她不与走资派丈夫划清界限，就得一起挨批斗。

那时我在紫竹院小学分校上二年级，校址在北洼路以北、北京无线电厂西侧的一座坐西朝东的寺庙内。一年级教室是原来的山门，二年级教室是高台阶正殿，南北两侧厢房都是教室，院内有两颗高大的银杏树。工友刘师傅负责打上课铃和打扫卫生，刘师傅早年做过小和尚，其师傅老和尚一直由他供养住在院内一间小屋里，屋内灯光暗淡瘆人，我们也就敢在房门口往里瞅一眼，从来没见到老和尚迈出屋过。

一天下午，老师布置作业写一篇批判稿，不写完不准回家，这可难坏了大伙儿。小学二年级正处于识字阶段，刚学习造句，只会写简单的一句话，还不会写作文呢。大家吭哧半天谁也写不出来，为了回家，有同学把大喇叭里天天念叨的套话拼凑几句写了半页纸交差。她们劝我也抄一遍好早点回家，而我却不愿意抄别人的，偏要自己想出来写。结果写了擦，擦了写，憋了很久还是没写出来，直到教室里的人所剩无几时才不得不参考别人的写上几句交卷完事。

《人民日报》社论称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很快，我就感受到了灵魂的触动。同学们开始讲究起出身，我父亲是化校的老师，不属于工农兵这种天然的革命派，这个我是清楚的。一天，邻座的几个同学议论我，说听家里人讲我父亲是“右派”，我听到后受到极大的震撼，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件事，我也压根儿不知道在我出生那年发生的那场引蛇出洞阳谋的“反右运动”。回家后，我没敢问父母，只是悄悄地问了姐姐哥哥，他们早就知道此事。从此我被归入“黑五类”，背上了“家庭出身不好”的沉重包袱，一背就是十多年，直到平反冤假错案后的1979年。

父亲在1961年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后就以为自己不再是“右派”了，然而在别人的眼里他依旧是“右派”，被称为“摘帽右派”。其实，右派摘帽和“摘帽右派”不过是文字游戏，一如宋朝囚犯脸上的金印，是抹不掉的。父亲在98岁高龄时还常常忿忿地说：“摘帽右派，摘了帽子还是右派么？不是在骗人吗？！”组织上常讲，党对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之一贯方针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政治表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血统论盛行，出身不好的人早已被归入另类，成为社会底层的政治贱民，比印度种姓制度下的首陀罗（Sudra）甚至贱民达利特（Dalit）还低。称他们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本身就带有歧视的味道，升学、就业困难重重。

6月13日，北京举行万人公审大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宣判枪毙“反革命杀人犯”杨国庆，我头一回见到杀人布告。杨国庆是一名19岁的临时工，有说他与几个文艺青年自发组织了一个文学小团体，被公安局取缔逮捕。释放后，4月29日他在东华门大街的友谊商店门前用菜刀砍伤了一名马里人和一名东德人，轰动全国。联系到其父在1953年被镇压，认定是阶级报复。作为阶级斗争的典型案例，他受到严厉惩罚而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枪毙的人。

阶级斗争风声日紧，草木皆兵，传说某期《中国青年》杂志封底画中隐藏反动标语。于是有人顺着看有人倒着看有人左看有人右看，甚至从背面对着阳光灯光看，越看“反动”越多。一时间各地“革命群众”都从香烟盒、包装纸、报纸杂志的装饰花纹、鞋底纹……中发现了“反动标语”。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旋律和行动指南，大量描写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阵地和接班人的电影应运而生，我看过的就有《千万不要忘记》《箭杆河边》《夺印》《年轻的一代》等。《千万不要忘记》讲的是三代工农出身的青年工人丁少纯，受当过铺子老板的丈母娘希望女婿穿得“体面”些的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为了买一身148块钱的料子服，利用休息时间去郊外打野鸭子，思想滑落到了资本主义危险边缘。

很快就到了暑假。放假那天，背着书包回到院儿里，想到不用再天天早起上学了还挺高兴的，却不曾想这个假一放就是两年，荒废了少年学习的宝贵时光。此刻，礼堂里正在排练庆祝“七一”的节目，一阵歌声从礼堂里传出：“革命熔炉火最红，毛泽东时代出英雄……”。使我感受到了革命烈火的烧灼。谁料想这文革之火一烧就是十年，将我们最该念的书籍统统化为灰烬。

烧书在我的记忆中特别深刻，因为把我心爱的、为数不多的几本小人书全给烧掉了，尤其是春节父亲带我去逛厂甸庙会时买的新书，如《杨业归宋》《取成都》《大名府》等。因为《杨家将》《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属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类的毒草，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之列。我家楼后面有一个小土炉，像个小碉堡似的。烧的时候还得悄悄地干，不能让别人看见。

50年后的2016年9月，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前的广场上，我看到了一个纳粹焚书纪念标志“空书架”。透过铺在地面的玻璃可以看到地下有一排排的空书架。几位老师正领着一群小学生们在此参观，老师手里拿着几张当年的照片，向学生们一一讲述1933年5月10日纳粹在此地焚烧禁书的事件，孩子们则纷纷趴在玻璃上朝下面观看。看到这一幕，我不禁感慨良多。德国的反思从孩童抓起，我们呢？如今中国的青少年，甚至60岁以下的成年人，有几个知道50年前的文革烧书呢？

柏林空书架

我是文革中批判的那种“五分加绵羊”式的好学生，十分喜爱读书。我读的第一本字书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1965年底父亲给我买的，王杰是1965年7月出现的与雷锋齐名的英雄人物。书很薄，有一些生字，我花了一段时间才读完。

文革之初最火的小说是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我和姐姐跟父亲磨了好久才要到钱。姐姐带着我高高兴兴地坐4站公交车去了离家最近的动物园新华书店，不料书却卖光了。姐姐做主买下两本书：《青年英雄的故事》和《草原的儿子》。回家后父亲见我们该买的书没买回来、说我们乱花钱，我因此哭了鼻子。《欧阳海之歌》卖了3000多万册，金敬迈红极一时，一步登天，但很快就摔了下来，有批判说他的目标是攒够4万元稿费吃利息。

语录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化校的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大破“四旧”，他们站在校门口北洼路公交车站前，盘查过往行人和公交车乘客。看到有穿高跟鞋、尖皮鞋的，就把鞋跟鞋尖剁掉；有留大背头、长头发的，剃了；有烫发、梳长辫子的，剪了；瘦腿裤、旗袍以及被他们认为是奇装异服的，统统绞坏。骑凤凰、飞鸽、红双喜牌自行车的人倒霉了，车上商标统统被撬掉，因为都是属于封资修的东西。以至于后来红双喜牌自行车把名字改成了红旗牌。

上面传来指示，要求家里挂领袖像，父亲领着我赶到紫竹院百货商店，只见商店里悬挂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位常委的标准像，于是花一毛钱把毛主席像请了回家。有邻居手慢没买到伟大领袖像，只好退而求其次买了刘少奇像，不料没过多久，刘少奇就出问题了，买的人怕受牵连，只好自认晦气，再去买一张伟大领袖像来挂上。

领袖像章也流行起来，开始是一分钱硬币大小售价3分钱的像章，后来越做越大，大到碗口般大；花样也越来越多，用料有铝、不锈钢、塑料、陶瓷等。佩戴时，常常在衣服里层往像章的别针眼里再套上一只别针，以防被偷或被抢。

《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书中有一个故事：中国援越货轮在越南海防港卸货，一名中国海员佩戴的毛主席像章掉进海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个越南码头工人不顾零上五度的严寒毅然跳入海中，把像章捞了上来。中国海员为表示感谢将像章赠予码头工人，越南人激动万分，立马就把像章别在了胸脯上。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一是越南工人太厉害了，别针穿过肉皮都不觉得疼，也不怕流血；二是零上五度竟然被称为严寒，要知道北京冬天能冷到零下十八度呀，我这个爱感冒的身体，真希望能在这么暖和的地方生活。

家里有几枚民国发行的贰角硬币，正面是孙中山头像，父亲觉得留着会带来危险，因为红卫兵可能会认作是蒋介石头像，那样的话就不得了啦，于是在夜晚偷偷地都给扔掉了。

8月18日是文革的一个标志性日子，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把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抄家开始了。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时，一群化校学生闯了进来，他们翻箱倒柜，寻找“反动”罪证和“四旧”东西。一个女生翻出一张照片问我，你妈是地主出身，你姥姥是地主婆，你知道吗？我摇摇头。本来嘛，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些，我也没有见过姥姥。快到下班时间，我动手淘米做饭。他们见没抄到什么东西，也就走了。母亲总是为地主出身而感到冤枉，说家里本来穷得狠，其实连一亩地都没有却被划为了地主。

乔同学的父亲据说在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宪兵，来抄家的人问他的小女儿家里有没有枪？孩子才三四岁，答曰有，这可惹下大麻烦了。红卫兵没找到枪，就逼着她父亲把枪交出来，交不出来就抡起军用铜头皮带劈头盖脸的一顿乱抽，直打得头破血流，我们在旁边看着很害怕。她父亲低头垂手站立，任人抽打，血顺着头皮留下来却一声不吭。这场面太吓人了，难以忘怀。那时红卫兵的标准装束是身穿黄军装，腰扎武装带，袖子撸起来。以至于如今我一看到这份装束，就天然的反感。

当时流行的语录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还有一条语录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我参观过附近一些院校的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如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等。

一次姐姐带我参加她几个要好同学的碰面，我在她同学面前讲起我看过北京外语学院的抄家展览，看到了姐姐班上黄同学父亲的照片，黄父自杀了。事后姐姐告诉我说，黄同学当时就在旁边，听到我的话顿时脸色煞白。黄父是北京外语学院的校医，以前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军医校官，文革开始被揪斗后自杀了。多年来，我一直为自己当年的少不更事而懊悔。

我还在中央民族学院看到过冰心家的狐皮大衣，在北京工业学院看到过穿着古代官服的祖宗画像。

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北京男六中看到的展览令人胆寒，地下室迎面的墙壁上用受害者的鲜血写着刺眼的标语“红色恐怖万岁”。六中红卫兵属于“西纠”，他们私设公堂，各种刑具及打人手段骇人听闻，打人时往往要播放红歌或样板戏，以掩盖挨打者的惨叫声。他们把本校出身不好的学生、工友囚禁在地下室里进行令人发指的折磨，活活打死，就像碾死一只蝼蚁。他们甚至还企图挖地道潜入中南海。

1967年夏天，北京展览馆举办“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我去看了。这个展览规模很大，展出了抄家抄出来的许多奇珍异宝以及阶级敌人的武器和变天账。变天账藏在椅座的夹层里，手枪藏在挖空了的厚书芯里。展览的最后是朝鲜金日成送给伟大领袖的“金苹果”。红彤彤的苹果上嵌着黄字“毛主席万岁”，令人新奇。

大串联开始了，许多外地红卫兵住进了化校，食堂里容不下这么多人，就用苇席接出一截搭个棚子。这些外地学生衣着简朴，有些人还赤着脚。我有些奇怪，他们的脚就不怕玻璃扎么？

那时候，苇席可派上大用场了，一大作用就是贴大字报。起初，大字报都是贴在礼堂、教学楼的墙上。后来大字报越来越多，没地方贴了，就把苇席钉在在路边的树上或搭起的架子上，用来贴大字报。贴大字报开始用的是浆糊，后来浆糊都不够用了，就刷上黏土来贴。

好多人来看大字报，我也搬个小板凳坐在那儿抄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五花八门，我抄过毛主席六位亲人牺牲的事迹，也看到过刘少奇与前妻王前之女刘涛写的揭发材料。我家邻居吴某曾给《光明日报》写信对文革导火索——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提了一些看法，结果光明日报不敢刊登却寄回了化校。这封信被抄成大字报贴出来之后，吴某自然就被揪了出来，进了劳改队。大家都觉得他简直是吃了豹子胆，竟敢质疑中央首长，真是不自量力。多年后想起此事，还是挺佩服他的文人风骨和勇气的。

伟大领袖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名曰《炮打司令部》。并有流行语录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当时颇不理解，心想：他就是最大的司令，最高的皇帝，怎么还要自个把自个拉下马呢？后来才明白，这些都是针对刘少奇的。

文革的烈火越烧越旺，社会上掀起了一阵改名风，就是要起个革命色彩浓厚响当当的名字。我同学三兄妹分别叫严达伟、严达政、严松，改名后叫做严东、严方、严红，连起来就是“东方红”。另一位同学三兄妹的名字叫孙忠喜、孙忠源、孙忠慧，改名后叫做孙爱国、孙爱民、孙爱军。孙家兄妹的名字单独叫都挺革命的，但是不能细究，因为连起来是“国民军”。幸亏他家父母都是工人，否则就不好说了。很多人起名叫卫东、向东、捍东……

我家邻居的孩子起了个超前的名字叫卫彪，意思是保卫林彪。人们喜欢逗着他问，“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李卫彪。”“为什么叫卫彪呢?”“我妈妈说，等我长大了，林彪就是中国最大的官了。”后来，林彪爆炸了，他家赶紧把名字给改了。人家故意问他为什么要改名，孩子答道：“林彪是个大坏蛋”。严同学及其大妹妹的名字不久又改回了原来的名字。而孙同学兄妹的名字就这么一直叫下去了。

林彪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1966年12月16日，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了《再版前言》；1967年林彪又为“五一”题词 “四个伟大”，从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个人崇拜狂潮。我们背语录，唱语录歌，小红书中的大部分语录都背得滚瓜烂熟。不仅背语录，而且整篇文章的背，《老三篇》也能倒背如流。那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三忠于”“四无限”，人人胸前戴“像章”，跳“忠字舞”，“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有些人把家里的一面墙画上蓝色海洋，中间一轮红太阳，每天站在红太阳前请示汇报。

报纸、广播里天天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健康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大的幸福。有一份传单讲，叶剑英在接见红卫兵时说，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医生刚刚给毛主席做了全面体检，得出的结论是伟大领袖能活到150岁！当时暗想，伟大领袖150岁的时候，我有多大了？我恐怕还活不到那个时候呢。当时有种说法，全国人民都情愿少活一岁，把寿命加给伟大领袖。

那时的流行歌曲唱到：“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流行语是“亲不亲、阶级分”。这些都颠覆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伦理道德。

姐姐曾在一天问我知道她最喜欢什么花吗？然后自问自答地告诉我说是莲花，因为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我明白她的意思，那时盛行的说法是，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是走革命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

1967年2月27日，我家买回了一辆凤凰牌二八自行车，153元，加上车锁3元，一共花了156元，是全家一个半月的收入。头天晚上父亲带着我哥在西单自行车商店门口冻了一夜。第二天早上9点一开门，爷俩就挤在人群中冲进了商店，哥哥手疾眼快抢到了一辆车。哥哥把车骑回来后，一家人围着自行车看，甭提多高兴了。那时候，自行车可是“三转一响”里重要的一件值钱货。不久以后，自行车成了凭票商品，更难买了。我和姐姐就拿新车来练习骑自行车，从滑行开始学，不知道摔了多少次，半个月后终于学会了骑车。我个儿小腿短，只能掏裆骑。

文革中，化校形成了两大派组织，一派仿聂元梓的“新北大”起名叫“新北化”，另一派叫做“东方红”。两派分别占据了化校仅有的两座教学楼，1号楼和2号楼，两派都安装了高音喇叭进行宣传，形成对峙的局面。随着大气候的变化，两派由斗嘴发展成为动手。他们把窗户拆了，在窗户框上绑上自行车内胎和篮球皮做成的大弹弓，相互射击。院里小孩走在路上就曾被螺母击中，一时间，吓得大家都不敢靠近这两座楼走了。

1967年夏天，两派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新北化”的学生们斜跨书包，包里装满砖头石块，蜂拥向“东方红”发起进攻。“东方红”的学生们则从2号楼上往下扔砖头，拼命抵挡。一时间，砖石如雨。武斗过后，一片狼藉。“新北化”的学生还去校外参加武斗，他们头戴柳条帽，手持消防钩镰枪，杀气腾腾地站在大卡车上去支援清华大学的武斗。不过与其它地方相比，化校的武斗是小巫见大巫，没有打死人。可是，把我们这些家属吓得够呛，纷纷采取避险措施。

一次好朋友严达伟的父亲带着我俩来到化校的金工厂，找出一把三角锉刀来，在砂轮上很快就磨出了一把明晃晃的三棱刮刀，寒气逼人。我家楼上四层的住户在三楼半的楼梯处安装了一个翻板，预备遭到进攻时落下翻板封住楼梯。我家住在一层尤其害怕，只能找些铁丝网来钉在窗户外面。父母担心孩子的安全，赶紧联系在中央高级党校（现中央党校）工作的四表叔，四表叔向单位借了间房子让我们姐弟三人住了进去。

第一次离开父母，心中不免忐忑，不过很快就喜欢这里了。因为这个位于颐和园后边的大院比化校要宽敞气派多了，还有游泳池。我结识了一对与我年龄相仿的兄妹，天天到游泳池里一起玩。在党校住了半个月，待化校局势缓和后，母亲过来把我们接了回去，还真有些恋恋不舍呢。

我和严达伟常常到与化校一墙之隔的北京外贸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去玩，我俩在教学楼里游荡，寻找薄而轻的传单。然后爬上楼顶平台，放飞传单。看到纸片飘然而上，越飞越高，直到看不见了，感到从未有过的快活。

红卫兵们在派性斗争中喜欢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天上的北斗星最明亮，茅坪河的水啊闪银光。”“毛主席啊，您是光辉的北斗我们是群星，紧紧地围绕在您的身旁。您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天上的群星啊永远朝北斗，地上的葵花呀永远向太阳。我们千遍欢呼万遍歌唱，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些歌都把毛泽东比作北斗星。我有些疑惑，北斗星在天上并不是最亮的星星呀，牛郎星、织女星都比它亮，天上的星星也不是绕着北斗星旋转的呀。觉得这种比喻有违于天象，贬低了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

化校两派忙于夺权争斗，冬季供暖的事没人管了。到了冬天，学校锅炉烧煤短缺，家里暖气没有温度，屋里冰凉，穿着棉袄都觉得冷。春天停暖气时，供热管道没人负责放水，致使来年冬季管道冻裂，无法使用，各家各户只好自行烧煤炉取暖。父亲领着我从紫竹院杂货商店里买回带烟道孔的铸铁蜂窝煤炉和铁皮烟筒，在屋里装上炉子取暖。起初没有经验，当室外风大导致煤气倒灌或炉火熄灭时，就会发生煤气中毒，这种情况在半夜或清晨发生过多次。

煤气中毒的感觉可难受了，头晕脑胀、全身无力，太阳穴突突的疼，必须马上打开窗户，把头伸到窗户外不停地大口吸气。后来父亲总结经验，根据风向和风力大小来调节烟道风门与炉门的开闭幅度，掌握了技巧才避免和减少了煤气中毒的发生。

闲的没事干的我们这群孩子整天在化校院里疯玩，弹球、煽三角、抽汉奸、滚铁环……，在楼道里打扑克吵得住户出来抱怨。文革中一度连扑克牌、象棋都没有卖的，因为将士象、JQK都被说成是封资修的东西。夏天大家常结伴去车道沟的京密运河里游泳，1968年是我一生中下水最多的一年，从5月游到9月。游泳时特别爱练习潜水，以备将来打仗万一被敌人捉住时，能够跳进河里藏匿逃生。

湖南株洲出了个与我同岁的小英雄戴碧蓉，因抢救在铁道上玩耍的3个儿童被火车碾断了左臂左腿。于是有小伙伴提议我们没事去附近八里庄的铁道边溜达，没准儿也能成为英雄呢。

看到我们整天疯玩，父亲感叹地说，抗战八年那么乱学校都没有停过课，大学也没有中断过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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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